编者按：

    直到不久前，人们还认为只有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企业主人——荣智健、黄光裕们，才可能坐上各类富豪排行榜的头把交椅。但现在，一个23年来始终沉迷于饮用水生意的实力玩家——宗庆后也踏进了这个金钱游戏的竞技场。

    宗庆后

    不过正如这个姗姗来迟的春天一样，给予宗庆后大陆首富这顶桂冠对浙商群体来说似乎来得有些晚。在位于杭州清泰街160号的娃哈哈总部，所有员工对于福布斯的迟钝都表现出相同的不屑：“我们宗老板早就应该是大陆首富了。”

    的确，在宗庆后登上福布斯中国大陆首富榜之前，没有人会把首富的光环和浙商这个群体联在一起，尽管此前已有丁磊、陈天桥、马云这些互联网时代的财富英雄一再受到各种富豪排行榜的热情追捧。但在很多人的眼里，马云、丁磊们虽然在浙江土生土长，却并不能代表草根浙商，这些时代新贵只是浙江商人书写的另一段商业传奇——而宗庆后却不同，他靠卖水起家，一瓶一瓶的卖成了中国首富，他的草根特征正是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的浙商脸上的印记。

    在人才辈出的浙商群体中，宗庆后无疑是个标志性人物。在娃哈哈跻身中国最成功的公司行列之前，浙商向世人展示的是一幅模糊不清的面孔，在历史上曾经声名显赫过的浙江商人中，宗庆后是一个罕见的例外。除了富有、守信这些成功商人大同小异的标记之外，浙商从来没有一个主导性的价值观和有吸引力的商业理论。但是，大器晚成的宗庆后却以自己不懈的实践，让浙商形象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身为草根，以草根精神去创业；注重买卖，以买卖的原则去开拓市场；看重家族血缘，以家长作风去治理企业——不管这些理念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可能给企业带来多么巨大的风险，但这并不影响宗庆后把娃哈哈塑造为妇孺皆知的一个中国品牌。

    宗庆后的俭朴和霸气是出了名的，他所坚持的那些商业理念似乎从未改变。在宗庆后看来，娃哈哈能够在开放最早、竞争最充分的饮料市场独树一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己对这些理念的默默坚守。福布斯对宗庆后的意外肯定，不过是为战无不胜的宗庆后理念又增加了一张牌。即使是最近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宗庆后仍然不能完全抛开他的这些理念：娃哈哈的成功说到底还是“家文化”，有了“家文化”，娃哈哈崛起的那种最宝贵的东西就不会流失。

    宗庆后今天所拥有的财富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但他的商业实践在庞大的浙商人群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类似的“草根”随处可见。万向老板鲁冠球原来是打铁的，正泰老板南存辉原来是修鞋的，被称为东方好莱坞的——横店影视集团老板徐文荣原来是种地的，饰品大王周晓光原来则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女货郎。相同的草根出身，相同的创业精神，相同的经营理念——在过去的30年中，使越来越多的浙江商人因此走向成功。

    站在浙江这块土壤上，宗庆后对身边的各种商业实践总是能够一针见血：做企业、做市场，就是解决一个“卖”字，解决一个“买”字，这两个字解决好就行了。事实上，宗庆后的这一观点一直就被成千上万的浙商所践行、所印证，他们卖水、卖鞋子、卖服装、卖五金、卖塑料、卖纺织品，在这里一切都围绕着买和卖，区别只在于各人所达到的境界不同。即便是在新经济中脱颖而出的马云、孙德良这些浙商，

在互联网产业热潮最为汹涌的年头，也坚持不靠天花乱坠的商业故事去吸引投资，而是像卖鞋子、卖袜子那样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他们的互联网产品和创新服务。

    浙商的草根气质和创业精神对整个浙商群体来说，都至关重要，这一点早已被一系列成功浙商的实践所证实。倘若浙商的创富传奇中存在着某种危机的话，那就是它念念不忘投机的商人心态，一直被更好的隐藏了。在一个投机氛围日益浓重的市场里，赚钱成了许多浙江商人唯一的目的，为了追逐短期利益，甚至不惜放弃主业，多元化经营不过是投机生意的借口——炒楼、炒煤、炒地皮，什么赚钱快就炒什么。这一点正好能够解释——浙商经营的企业为什么鲜有成为行业内的强大企业，比照深圳的一些企业更是相形见拙。显而易见的是，深圳的不少企业往往能够专注主业，不断重构和创新商业模式，从而成为国内行业的领军角色，乃至成为令人瞩目的全球玩家，诸如华为、中兴通信，等等。

    “假如只学会了抓住机会，你永远只能做个商人。机会不会随叫随到，用制度、文化、人才等辅助手段，把机会做大做强，从商人晋级到企业家，这是最大的挑战。”

    李书福

    不怕苦二不怕穷浙商李书福闯荡成汽车大亨

    有人预计，李书福的身家已经升到大陆富豪第25位，而当初他不过是一个120元创业起家、在冰箱行业赚到第一桶金、在海南地产热中摔过大跟头的年轻人。他的几次起起落落集中体现了浙商两种突出的精神气质：面对机会精明，敢为天下先；认准的事不放弃，对失败无所惧。

    开照相馆

    “我是在浙江台州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长大的。”李书福说：“第一不怕苦，第二不怕穷，第三当然更喜欢致富了！”他敢闯敢拼，豁得出去。

    他最早算得上做生意，应该是1982年的照相生意。“当时就是父亲给了120元。”李书福说。那年，李书福19岁，高中毕业。

    “刚开始根本不是照相馆，就是买了个小相机，骑个破自行车满街给人照相。”李书福并不愿多回忆那段历史。

    会讲故事的台州人，把这段创业的故事中的李书福，说成是背着相机在公园里瞎转悠的“野照相”———“来，来，同志过来照张相。”见了逛公园的拉着照相，直到现在，一些二级城市的公园里还有这样的生意人。

    李书福的照相生意做得不错，半年后赚到1000元，他正式开起了照相馆。

    “垃圾”淘金

    一年以后，李书福迈出办企业的第一步。

    “我选的工业项目都是别人做不了的。”李书福说是在“垃圾”中提取金银。

    李书福经常买一些零件自己组装照相机。喜欢鼓捣的李书福，在洗相的过程中发现，用一种药水浸泡，可以把废弃物中的金银分离出来。李书福开始把分离提取出来的金银背到杭州出售。后来干脆关了照相馆，专门做这个买卖。

    为这个项目，李书福投资了1万元。

虽然这些钱大部分来自生意不错的照相馆，但李书福还是义无反顾地把照相馆关了门。

    “这个到现在别人还做不了。”李书福至今对这个生财之道感觉良好。

    冰箱“逃兵”

    时间到了1984年。

    后来，李书福的简历，基本上都是从这一年开始写起，此时他的名头是黄岩县石曲冰箱配件厂厂长。

    在吉利汽车流传的故事是，这一年前后，李书福有一次去一个小鞋厂定做一双皮鞋，发现鞋厂的4个工人都在给冰箱做一种元件。

    现在看来，浙江所谓的“小狗经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那时候，冰箱在北方一些城市还绝对是供不应求。李书福回家后也开始生产这种冰箱零部件。据说，一开始，李书福就是自己一个人生产，然后装包里，骑自行车把零部件送到冰箱厂。后来，李书福和其他几个兄弟一起成立了冰箱配件厂，他出任厂长。

    “当时的效益非常好，一年营业额有四五千万元。”吉利集团一位老员工回忆。

    这时李书福做出了一个更大决定———生产电冰箱。在1985年前后，民营经济还没有获得正式承认，电冰箱这种国家统一配售商品，不可能获得有关部门批准生产。

    但李书福决定冒险。

    1986年，李书福在自己研发、生产出电冰箱关键零部件蒸发器后，组建了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生产北极花电冰箱。

    “我们电冰箱非常成功。”6月14日，靠在吉利汽车台州路桥生产基地会议室的沙发上，李书福“吹牛”。

    “到1989年5月，冰箱销售额已达4000多万元，并与青岛红星厂合作，为红星厂生产冰箱、冰柜。”有老员工介绍。

    北极花冰箱当时已成为国内冰箱行业的名牌产品。1989年，李书福这个26岁的北极花冰箱厂厂长，已经是一个实足的千万富翁。

    但冒险让李书福付出了代价。

    1989年6月，国家电冰箱实行定点生产，民营背景、戴着乡镇企业“红顶”的北极花，自然没有列入定点生产企业名单。

    后来，李书福离开北极花怀揣上千万元来到深圳，身份是学生。这是李书福第一次外出学习，到目前为止，他分别在深圳、上海、哈尔滨三地的大学进修学习过，他能说一口较流利的英语。

    其实，现在国内冰箱行业的名牌美的与科龙，当时同样没有上国家的定点目录，但它们还是通过各种办法坚持生产了。这可能对后来李书福虽然没有取得轿车生产目录，却坚持要通过各种办法生产汽车是一个推动。

    在深圳学习期间，因为装修宿舍，李书福发现一种进口装修材料市场前景不错。随即返回浙江台州，联合兄弟开始重新创业，生产这种材料。

装修材料给李书福家族带来了巨大的成功，直到现在，这份产业每年还有上亿元的利润。

    海南之败

    李书福最大的商业失败在海南。1992年前后海南房地产热潮正猛，李书福带着数千万元赶赴海南。

    “海南地产热那一段，几千万全赔了，人都回不来了。”李书福说，“这一段就不要讲了嘛。”

    李书福在海南进行房地产生意不到两年，做了些什么项目，李书福很少向外人谈起，在他个人的介绍中，这一段也被省略。海南房地产的失败，李书福说，给他最大的教训就是：“我只能做实业。”

    一个月前，吉利汽车实现香港上市。李书福说，有关资本市场的事，有专门的人来做。“我不懂这一块。”

    足球投资

    与他在海南房地产失败不太为人所知不同，李书福从足球行业仓促退出那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上新闻。

    2001年3月16日，吉利集团与广州签署协议进入广州足球队，随后广州吉利足球队晋级甲A失败。10月4日李书福宣布退出足球行业。但他没有选择默默地退出，而是揭开了国内足球的一些“黑幕”。“足球黑幕”因为李书福的高调退出以及他点名道姓的批评而成了热点话题。之后，媒体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足球“反黑打假”时，被冠上“大炮”之名的李书福又选择了沉默，到现在，他几乎不再提及这段历史。

    “失败，这些都是实践的过程，这些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李书福说。

    李书福所领导的吉利集团及其整车制造产业

    集团总部设在杭州，在浙江临海、宁波、路桥和上海、兰州、济南、湘潭建有六个汽车整车制造基地，拥有年产30万辆整车的生产能力。集团现有吉利自由舰、吉利金刚、吉利远景、上海华普、美人豹等八大系列30多个整车产品。上述产品全部通过国家的3C认证，并达到欧III排放标准，部分产品达到欧IV标准，吉利拥有上述产品的完全知识产权。

    从福特收购沃尔沃(volvo)

    2010年3月28日，中国发展最快的汽车制造商之一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收购沃尔沃(volvo)签署协议公司（简称：吉利集团）在瑞典哥德堡，宣布已与福特汽车签署最终股权收购协议，获得沃尔沃轿车公司（简称：沃尔沃轿车）100%的股权以及相关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吉利集团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100%股权的协议。这是中国民营企业近年来，在海外最大的一起知名企业收购案，吉利集团一举成为中国和全球汽车制造业的耀眼明星。吉利董事长李书福随后对凤凰卫视记者表示，未来的沃尔沃是吉利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南存辉

    眼前这个拥有几亿美元资产，目标成为国际电气巨头的南存辉,当年初中没毕业就当上了小鞋匠。

    南存辉回忆说，“我初二的时候，那时我13岁，离毕业还有15天，我父亲因为意外腿部骨折。

”医生说，可能要休息一两年，而母亲身体一向虚弱，作为长子，照顾弟妹、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就压在了南存辉的肩上。初中没毕业，南存辉就当上了小鞋匠。

    回忆起当年的小鞋匠生活，南存辉说，“三年修鞋虽没赚到什么钱，但它使我懂得了诚实做人的道理，有质量便有市场。同时它也让我明白了，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重视从一件件的平凡小事做起，而且任何小事要做好都是不易的。”

    在修鞋的时候南存辉发现，柳市很多供销员在全国各地揽了很多低压电器业务，开起了众多的前店后厂。“我发现这个行业发展非常快，能够赚钱，而且能够锻炼人，所以我就把修鞋停下来，转而搞起了电器行当。”南存辉说。

    “开始就是你几十块、他几百块钱地投入，钱并不是很多。我和朋友4个人合伙摆了一个柜台，第一个月赚了35块钱，而且自己每天都干到凌晨5点钟，但我很高兴，第一个月就成功了，没有亏本。”南存辉说，“做事业的人不要妄想发横财，要靠心血和汗水来换取。”

    艰难创业

    1984年，南存辉发现，低压电器行业市场前景很大，但光靠个人力量不行，光靠一个小打小闹的门面更不行。这个时候，他的小学同学胡成中找到了他，想跟他一起合伙办厂，于是南存辉与胡成中一起投资5万元，办起了“乐清县求精开关厂”。

    这个求精开关厂就是现在的正泰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胡成中就是现在的德力西集团董事长。

    “刚开始办厂其实很难，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技术不懂、质量不懂，市场在哪里又不知道。没有设备、没有技术、没有人、没有资金，万事开头难，让人伤透脑筋。”南存辉回忆说。

    刚办企业时，南存辉在“借”字上大做文章，请人才、借脑袋，并利用人家的设备来生产自己的产品。当时技术上要靠上海，于是南存辉去请了几个工程师来指导。求精开关厂慢慢发展起来。

    既然发展起来，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正泰，一个德力西呢？

    “有人说，民营企业难过但必须过的三关就是分银饷、排座次、轮荣辱。刚开始这种问题并不明显，但是企业有了知名度之后，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发展经济，给企业领导人评个先进、给个奖励什么的，企业是两个人办的，给谁好呢？”南存辉笑着说，“于是最初，我们想出了‘厂长轮流做’的办法，我今年当厂长，你当法人代表，明年你当厂长，我当法人代表。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直到1990年，“求精开关厂”分为两个车间，总资产200万左右，产值做到1000多万，双方也各有亲戚、朋友进入管理层，南存辉与胡成中在一些经营决策问题上开始偶有争议。于是就分家了。

    “正泰”问世

    如果南存辉与胡成中不分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南存辉笑着说：“那就不好说了。”但事实上，虽然分家了，正泰和德力西仍然脱离不了关系，因为他们是同业内最强的竞争对手。而现在，这两大巨头已经成为资产超过百亿的国内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

    分手后，南存辉与几个亲戚成立了一个家族企业，1991年，他又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与美商合资，建立了中外合资企业，“正泰”这一名称由此问世。

    关于正泰的名称由来，南存辉说，“1991年求精厂分家那阵子，柳市电器企业无序竞争严重。有许可证没许可证的、质量好的质量差的混在一起，一些人不按常理出牌，把市场搞得很乱。”这时南存辉想到的是，“做企业要先做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南存辉发现一张从香港购买设备时开的发票，这个商店名字叫“丰泰”，这个“泰”字蛮好的，南存辉觉得“做人要正直，处事要泰然，把这两个字合起来就叫‘正泰’”。“那时候没有什么宏伟理想，只是想做人要做正，做事要做正，企业才会稳如泰山。”南存辉说。

    成立中美合资公司以后，南存辉把弟弟妹妹等亲属共4人揽入正泰成为股东。此次合资及引入股东，对南存辉及正泰而言，战略意义已远大于融资的含义。

    到1993年，正泰的年销售收入达到5000多万元。南存辉意识到，正泰要想继续做大，必须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于是，南存辉充分利用正泰这张牌，走联合的资本扩张之路。

    分享财富

    1994年，南存辉为了卖东西给美国人，就组织了企业联盟，有30家成员企业。结果南存辉发现自己做了冤大头，抓管理整抓了5年都没用，有的成员企业将不是指定的产品也贴上“正泰”标签以次充好，有的做假账骗利润，有的拒绝自己出钱技改。

    怎么办？南存辉还是秉承最初的“借”字诀，向高人“借脑袋”。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周其仁建议把多级法人消灭在萌芽状态，南存辉把成员企业主拉到雁荡山开会，讨论“合好还是不合好”，最后决定统统合并。

    南存辉在摸索中渐渐发现，家族企业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无法更多更好地吸纳和利用优秀外来人才。

    到1998年，南存辉突破阻力，决定弱化南氏家族的股权绝对数，对家族控制的集团公司核心层(即低压电器主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把家族核心利益让出来，并在集团内推行股权配送制度，将最优良的资本配送给企业最为优秀的人才。就这样，正泰的股东由原来的10个增加到现在的100多个，南存辉的股份下降至20%多，资产却膨胀了数十倍，同时数十位百万“知本”富翁诞生了。

    对此，南存辉认为：“分享不是慷慨，对创业者来说，分享是一种明智。”

    汪力成

    一个依靠经营雨伞起家的集体所有制小作坊，38年后，摇身一变，成了坐拥上百亿资产的民营企业集团，拥有11家核心子公司、27家分公司、3家上市公司（国内2家、纳斯达克1家），业务涉及仪表及系统、制药、信息电子、房地产。缔造这家企业集团的就是现年48岁的汪力成，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

    和鲁冠球、马云这些浙商中的传奇人物相比，汪力成显得很低调，然而，这个在童年时代曾经想做一名动物学家的人，如今有了新的事业目标，那就是引领华立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同时，在50岁时退休，将华立交给更年轻有为的人经营。

    童年经历和与人为善

    1960年9月，汪力成生于浙江省桐庐县。

他的父母是当地的教师，然而，在那个年代，这注定了他们一家要过那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也正是这种生活，培养了汪力成敏感的心灵。而在汪力成看来，也许正是这样一段经历才成就了他今天敏锐的

    商人气质。

    有一件童年的往事，一直在汪力成的心里难以磨灭。

    汪力成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有一个姓谭的老师，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她丈夫后来逃到台湾去了。谭老师虽然成分不太好，但为人善良，学生们也一直很尊重她。“文革”开始后，谭老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当时，很多小孩子见了谭老师都吐口水、丢石子。有一次，汪力成也跟随一帮小孩向谭老师丢了一颗石子。就在那时，谭老师用惊讶的眼神看了汪力成一眼，那一刻，让汪力成刻骨铭心，至今也无法忘记。

    后来，谭老师病逝了。

    但汪力成的内疚感却永远无法消除。也就是从那时起，汪力成知道了要与人为善。

    还在小学的时候，汪力成就喜欢各种小动物。曾经有人问他，长大了做什么？汪力成说，想做动物学家。虽然今天的汪力成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据华立集团的员工透露，汪力成打算退休后成立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为动物的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汪力成不吃野生动物，对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也深恶痛绝。据说，有一次，他去一家饭馆吃饭，发现这家饭馆出售野生动物，他马上打电话给媒体要求予以曝光。

    成功转型

    1976年5月，汪力成高中毕业，当年8月到了一家丝厂当临时工。两年后，汪力成考入了华立集团的前身———余杭仪表厂，成为厂里的技术员。从此，汪力成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华立。汪力成说，他把华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

    “1978年，我刚进华立，当时，它还是余杭仪表厂。作为基层技术员，我们对于时代的变革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听闻‘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只知道中央的思路在变。我觉得解放思想勿庸置疑地让中国走上了一条鲜活的道路，把僵化打开来。当时，我没想到今天的华立会发展得这样壮大。”汪力成这样看待自己在华立迈出的第一步。

    华立的发展也注定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共同成长。

    华立的前身是一家乡镇企业。1970年年9月28日，杭州市余杭镇雨伞合作社、竹器生产合作社、扫帚笔管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了余杭镇竹器雨具厂，主要生产竹器、雨具等一些小手工业品，是一家地道的作坊式小厂。但这家小厂的产品似乎没有什么销路，为了生产自救，这家小厂演变为余杭仪表厂，并于1971年研制出了第一个产品——DD16型电度表。这就是华立的前身。

    1979年，“华立”品牌正式诞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华立在电能表行业站稳了脚跟。

    1986年，由于电表行业供过于求，再加上企业管理不善，华立陷入严重亏损。

    “27岁时，我被推上了厂长的位置。

1986年，电能表不景气，厂里就不敢生产别的产品，等死。我想，我们也要解放思想，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当时，省经贸委一个重点项目是洗衣机上的定时器，我们争取了这个项目，研制出了定时器的生产线，这就像给厂里打了一剂强心针。”谈及这段经历，汪力成感慨颇深。

    此后几年，华立的市场越做越大。1990年代初，“多元化经营”成为很多大企业的发展战略。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华立提出了“多元化经营的”发展目标，开始涉足电工仪表、家用电器、成套设备、饮料食品等众多产业。

    不料几年后，市场发生了变化。由于当初华立热衷于多元化经营，把大量资金投入到与其主业不相关的行业中，导致资金告急。到1995年，华立又一次陷入困境中。此时，汪力成不得不收缩战线并把精力专注于华立的优势产业———电能表制造上。

    1997年，全国城乡电网大改造，华立的电能表在这波浪潮中找到了机会，并奠定了在这个行业的霸主地位，迄今保持着40%的国内市场份额。

    在电能表行业站稳脚跟后，进入新世纪，华立再次开始多元化尝试。只是，这次，汪力成没有盲目投资，而是把资金投入了制药、信息电子、房地产。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华立的投资得到了回报，企业越做越大。

    进军资本市场

    汪力成一直认为，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并购无疑是一条捷径。

    1999年，汪力成以500万元并购已连续多年亏损的重庆电表厂，更名为华立控股。经过一年的技术改造，新企业第二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

    这次并购成功后，汪力成把目标瞄准了上市公司。

    2001年，华立收购海南的上市公司“ST恒泰”，并将其更名为“华立科技”。

    真正让汪力成一举成名的，是2001年9月，华立成功收购飞利浦CDMA核心技术。

    根据协议，华立以500万美元收购飞利浦集团在美国的CDMA移动通信部门（包括在美国达拉斯和加拿大温哥华的研发部分），获得了飞利浦在CDMA无线通信方面的全部知识产权、研发成果、研发设备、研发工具和一大批有经验的研发人员，并在此基础上设立组建了美国华立通信集团公司，借助与飞利浦半导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专业从事CDMA手机芯片软件及手机整套技术解决方案的设计开发，并通过浙江华立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直接见面向中国市场。

    此次收购引起了国内业界的普遍关注，波导，中兴等CDMA手机生产商第一时间表示欢迎；同时美国企业与华尔街也大吃一惊，美国《财富》杂志在调查了被收购公司的员工后总结了一句话：中国正在收

    购美国50岁退休

    今天，华立集团已实现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传统核心产品电能表的各项综合经济指标已连续十多年名列国内同行首位。

    然而，危机感却时时袭来。

    尽管汪力成强势杀入资本市场游戏圈，其核心产业除了传统的电能表之外，在制药、房地产、信息产业等领域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汪力成感到华立总体上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业企业，而制造业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

    华立做过一个统计，尽管其电能表占有全国40%的市场份额，但即便全国的电能表生意都由华立来做，一年也只不过多几十亿的销售额。这让汪力成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3年前，汪力成在公司会议上提醒各个成员企业，“冬天即将来临，要准备好过冬的棉袄。棉袄不穿没关系，但没有会冻死。”

    “华立每天离破产可能只有一步之遥。”汪力成也时时提醒着自己。

    正是有了这样的危机感，汪力成开始考虑退休的问题。50岁退休，这是汪力成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汪力成说：“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管太多对企业并没有好处，就像孩子一样，你不放手，他永远都离不了你。所以我目前正逐渐退居二线，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支配。”

    汪力成一再声称：“我不会刻意寻找接班人，我希望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这套制度能够筛选出我们合适的接班人。”

    对于接班人，汪力成明确表示，未来的华立掌门人，必须是华立的旗手，必须有系统的理论，必须具备国际化的视野。

    然而，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50岁，正是黄金时期。对于华立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型企业集团来说，正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掌门人。汪力成，能如愿在50岁功成身退吗？

    周成建

    1986年，刚满20周岁的周成建，来到温州谋生。他什么脏活、重活都干，火车上三天三夜站过，一天只吃一顿饭熬过。经过几年含辛茹苦，一分钱一分钱地积蓄了点钱，就进入当地妙果寺服装专业市场，干起了老本行，白天卖服装，夜晚做服装，一天劳动16小时以上。于周成建来说，让资本扩大的机遇终于在1992年来临。

    那年，来自福建石狮的风雪衣、夹克衫，像股旋风席卷温州市场，周成建紧跟市场行情制作起这些衣服。一次，一个东北老板向他一下就订了300件，这对于小作坊来说，无疑是个大数目，由于产品质量不错，客户一个接一个，订货量从300件又增到几千件，一年下来，赚了几百万元。就这样，他初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有了几百万，周成建并没感到满足。

    几年来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让他有了经商经验，也培养出敏锐的眼光。那时，温州服装行业大多生产西装，款式大同小异，而国外少数几个休闲服品牌在温州刚刚露面，周成建感到休闲服将有很大市场潜力，便用手头的钱成立了制衣厂，正式生产休闲服装，还打出了自己的品牌—————美特斯邦威，产品面向工薪阶层，实行薄利多销。

    采用虚拟经营迅速扩大资本在之后的短短5年间，周成建的资产很快从百万增长至上亿元，这其中有致富窍门。用他自己的话总结，是用了借鸡生蛋、借网捕鱼的虚拟经营方法。当时建厂之后，周成建能支配的资金变得很少。

    作为小型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很难。万般无奈下，他想到利用外力弥补自己资金的不足。在生产上，他采取定牌生产的策略，先后与广东、江苏等60多家具有一流生产设备、管理规范的国有、合资服装加工厂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现在全国有60多家企业为帮威生产，年产800万件服装，如果这些企业都由周成建自己投资的话，至少需要3亿元。

    在扩大市场份额上，周成建采取了特许连锁经营的策略，即公司将特许权转让给加盟店，加盟店要使用帮威公司的商标、商号、服务方式等，并向公司交纳一定的特许费。这一办法效果很好，专卖店每年以新增50家的速度发展。现在，已有帮威专卖店500多家，遍布全国各地，去年公司销售额达5亿多元，如果这么多的店都自己投资，则需要1.5亿至2亿元。有了上亿资产的周成建，并没有把钱用在享受上，他依然衣着朴素，生活简单，保持农民的本色，把赚来的钱都投到产品设计和品牌经营中去了。他计划下一个五年要通过虚拟管理，如聘用国际的专业公司进行品牌策划和运作公司上市，使企业尽快进入法人治理的现代公司阶段，让品牌国际化。

    今年初，他在上海浦东征地160亩，总投资1亿多元，建设信息化的物流中心和休闲产业设计村。而自己也在首届中国服装界年度杰出人物评选中获“最有成就的企业家”称号。

    2009年11月5日，周成建及其家族以204.8亿人民币资产在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排行第13位。

    郭广昌

    对复星这样的企业来说，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在考验着他的睿智和创造力。这些选择对他和他的团队来说都至关重要。

    在重要的关口，几乎每次选择，对郭广昌的人生轨迹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

    初中毕业：放弃中师改读高中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大学毕业前的这段时间的人生轨迹基本上都是被确定了的：小学—中学—大学。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人生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可是对于郭广昌来说，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就出现在中学时代。

    郭广昌出生在浙江东阳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人杰地灵的东阳，在经济上还是比较落后的。像大多数的农家父母一样，郭广昌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早日跳出“农门”，因此父母让他报考了师范。一方面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跳出“农门”，就这样，成绩优异的郭广昌报考了师范。

    拿到中师录取通知书的郭广昌，就像拿到人生的判决书。难道这辈子就呆在东阳做一名乡村教师吗？自己的大学梦呢？东阳中学走出了那么多大学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难道自己这一辈子就只能是一个中师生吗？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郭做出了第一个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决定——放弃中师，改读高中。父母不允，他就悄悄卷了一床竹席，背了十几斤米上了东阳中学。高中３年，靠着每星期回家背几斤米和一罐霉干菜，他熬了过来。

    正是过早地担受人生的风雨和苦难，使得郭广昌能够在以后的人生路上处变不惊，临危不惧。

    今天的郭广昌，已经很少向人提及这段往事了，可是他自己知道，那是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抉择。

    这个看似很小的决定，几乎影响了郭广昌的一生。正是因为读了高中，才有了他后来的上大学的机会，他的眼界也由此而更加开阔，这为他以后在资本和产业这条路上一路飞奔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第二个转折点

    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放弃出国改而“下海”

    郭广昌实现了他的大学梦。从东阳到上海，郭广昌发现了一片比东阳更为广阔的天地。在大学期间，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接触社会上。

    大学期间，郭广昌做了两件令他的同学津津乐道的事：第一件是在1987年暑期，他一个人不声不响地骑自行车沿大运河考察到了北京；第二件是在1988年暑假，他组织十几个同学搞了个“黄金海岸3000里”活动，骑车沿海考察，到了海南。

    这两件事无疑帮助他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社会、认识了自己，更直接的结果是使他毕业时被留在了校团委。

    在学校团委，他工作出色。但年轻的心使他渴望看到更广阔的天空，他想出国留学，并为此积极准备，先后通过了TOFEL和GRE考试，而且还向亲戚借好了出国所需的资金。

    如果命运不发生转折，他也许出国做了一名留学生。

    199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人生的这一轨迹。

    这件事就是邓小平南巡。

    邓小平在南巡中掷地有声的话，深深地打动了郭广昌的心。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热情洋溢的讲话，让25岁的郭广昌热血沸腾。

    上海，也因这位老人的讲话而成了投资和创业的热土。在国内也可以大有作为！何必一定要到国外去呢？

    经过权衡和思考，郭广昌放弃了出国的念头，而是决定辞职，自己去闯荡一番事业，决定在上海的热土中根植自己的理想。

    事实证明，郭广昌的选择是正确的。

    也就是在那一年，25岁的郭广昌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他和同校4位同学凑足人民币10万元，办起了当时还相当少见的信息咨询和调查专业公司。机缘和努力让他在25岁那年就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

    第三个转折点

    创业之后，实施人才战略

    此后的郭广昌，在人生的道路上可谓一帆风顺。

    他和他的团队，在中国商界名声渐大。

    做大了的郭广昌，对名利看得更加淡薄，对外界也保持着一贯的低调。

    因为他知道，更大危机往往潜伏于顺利之时，这种“危机”就是暗藏于想做大企业过程中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这是一种在外人很难领略到的“高处不胜寒”的心境。